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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登录中心】难点的要害不在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不是科学,小编校进行意识形态专项论题会议

2017年12月27日下午,我校召开意识形态专题会议,分析意识形态形势,并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校党委书记陈延民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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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意识形态”概念通常有两种不同语境的理解:一种是阶级向度的意识形态,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的使用和把握;另一种是文化心理学向度的意识形态,侧重从文化、心理、语言等方面揭示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内涵。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概念有着紧密联系。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理解和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意识形态为何成为一种被指责的对象?这些问题是大部分学者所探讨的焦点。在大卫·麦克里兰看来,在马克思恩格斯诸多文献中“除了一些特例之外,意识形态总伴随着种种贬义而出现”[1]1。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赋予意识形态以贬义和否定意义,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意识形态在诸多著作中特指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相反的唯心史观;二是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大卫·麦克里兰认为,这种作为唯心史观的意识形态常常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颠倒的意识”。马克思在批判作为意识形态唯心主义的种种表现过程中,意识形态与“颠倒的意识”是等同的。这种意识往往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通过流通领域劳动力“自由交换”的表面现象来歪曲和颠倒社会生活的现实,掩饰和遮蔽生产关系中固有的剥削和真正的不平等。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特意用“照相机”倒立成像来比喻颠倒的现实的意识形态。所谓颠倒的现实,意味着人们作为观念、思想的生产者反过来却受这些观念、思想的支配和制约。这种照相机比喻,显示观念被歪曲成现实。这种认识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资本论》中继续沿用。如马克思谈到“商品拜物教”时,重在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形式(phenomenal
forms),与作为它们基础的基本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1]19。乔治拉·雷恩则认为,“颠倒”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概念,与“异化”这一概念紧密相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用资本主义现实的“颠倒”来界定“异化”,强调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等等。二是“幻想或虚饰物”。在乔治拉·雷恩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等进行批判时,常常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幻想”“虚饰物”,正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2]263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批判的角度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同现实客观事物相对立的“幻想”或“虚饰物”。三是“虚假意识”。马丁·塞林格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有一理论前提预设: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是一种虚假意识论”[3]7。乔治·拉瑞恩则认为,“虚假的意识”本身并不特指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具体虚假性,主要是研究者在意识形态创造过程中歪曲和颠倒黑白,以至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失去了其应有的属性;社会中各种虚假的意识、偏见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各种异化现象以及异化的不同形式而已。

【美高梅登录中心】难点的要害不在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不是科学,小编校进行意识形态专项论题会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的内在机理及实现路径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过长期的发展,不仅发展了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关联性及科学技术是否具有意识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以下主要观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的内在机理及实现路径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性/党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伍志燕,男,湖南东安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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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的最大缺陷在于,它只能制造顺从的主体,无法解释反抗性主体何以出现的问题。这个缺陷的根源在于阿尔都塞只把意识形态的功能和机制视为召唤主体而起作用,但是他放弃了马克思在物质性的实践中对意识形态虚假性进行揭露和批判的主张,从而使主体只能陷入对意识形态的盲从之中。

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把握的概念,同时又是社会与政治分析词汇中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因为它探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1]1。作为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元问题,意识形态的概念、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及阶级性、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关联性、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等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关注的问题。围绕上述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知不一,这些不同的认知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和研究的基点。

阿尔都塞使用拉康“三界说”前期的想象界和象征界理论,开启了运用精神分析从个体层面研究意识形态的研究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齐泽克则是同时从拉康后期的实在界理论入手,抹平幻象和实在的界限,使得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更能解释如今媒介文化盛行、符号消费泛滥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他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使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永恒的社会结构,失去了马克思把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思想所具有的批判性维度。在阿尔都塞和齐泽克那里,意识形态都是描述性的,既无法终结又难以逾越,从而使二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正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渐行渐远。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除了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认知和理解“意识形态”之外,也有学者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认识和理解意识形态概念。如果说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把意识形态的问题规定为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一种“阶级意识”,那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独辟蹊径,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对意识形态作出了另类解释。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主要研究个人精神,与意识形态研究并无直接联系;然而,弗洛伊德的思想确实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含义。在他看来,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群众与领导之间的关系,而且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加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会加强对权威的肯定。威尔海姆·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对社会性格、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作了精辟的分析。在威尔海姆·赖希看来,马克思关于物质转化为意识形态有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意识形态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头脑发生了什么;二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意识形态如何反作用于经济过程。对此,赖希提出了人格分析的解决方案。依据赖希的观点,意识形态产生于一种虐待性冲动(sadistic
impulse),这种冲动由危机时期的政治合法性引起,人格结构作为“意识形态着床的心理层”折射出既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过性格结构的媒介而渗透到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之中。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赖希的结论是自由意志论(libertrian)和社会主义。在威尔海姆·赖希之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埃里希·弗洛姆、西奥多·齐泽克都不同程度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以此来理解意识形态。弗洛姆延续了赖希的思路,将精神分析视为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为此,他提出了社会性格的概念,并将社会性格视为社会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中介环节,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也必须通过社会性格才得以体现。西奥多·齐泽克深受雅克·拉康的影响,从语言学出发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意识形态在为人们绘制一幅完美图景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崇高客体,这种客体不是主体自发产生的,而是他者——意识形态为我们提供的幻象。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并不是因为其本质成为崇高客体,而是因为“它占据了原质的位置,填补、修饰了社会对抗的伤口”[4]634。在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迎合主体欲望,弥补主体空缺,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实现统治、维护同一的过程。

姓名:刘伟斌 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学院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的哲学范畴,而是涉及多变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确指和意蕴有着特殊含义。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其主要观点包括:凸显“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性,彰显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凸显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关联性,对科学技术是否为意识形态观点相左。其存在的偏误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内涵认知存在碎片化和片面化,概念的过度中性化淡化了意识形态蕴含的阶级性,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上走了两个极端。修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的偏误,需科学把握意识形态的内涵;正确处理意识形态蕴含的阶级性,力戒意识形态淡化论和多元论;客观认识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处理好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关系

The Errors and Correction of Western Marxism Ideological Theory

阿尔都塞、齐泽克分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从不同侧面吸收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分别结合所处社会时代背景,提出了各自的意识形态理论。但是总体来看,齐泽克同阿尔都塞一样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

原发信息:《理论探索》第20181期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学院)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在于实践,具体又包含四个层面,即虚假的意识、统治阶级的意识、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从而揭示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以其虚假的、颠倒的意识形态维护其自身统治的秘密,并且进一步认识到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的。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负责人伍志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负责人杨芳。

尽管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内涵的理解吸收了马克思的部分思想,但是他也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本意。马克思直接把意识形态表述为对社会现实虚假的、颠倒的反映,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较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具有更强的否定意义上的批判性。另外,尽管阿尔都塞也强调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但是他把意识形态作为无意识的、永恒存在的社会结构,否定了马克思所言的意识形态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的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将会随着阶级社会的消亡而消失的观点。同时,齐泽克也抛弃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的基本立场,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相对中立的社会结构,从而失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幽灵”比喻

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不同,齐泽克更愿意把意识形态比喻成“幽灵”。因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就像幽灵一样,几乎无所不包。齐泽克同阿尔都塞一样,也认识到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关系存在着对社会现实的曲解,但是他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就其展现的内容而言不一定是错误的,甚至完全可以是正确的,能够达到对社会现实的真实表征。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否正确,而是在于揭示出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是如何关联的。齐泽克还仿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按照自在—自为—自在自为三个层面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划分。自在的意识形态主要作为教条、思想、信念、概念的复合体出现,为特殊的权力利益服务。自为的意识形态是自在的意识形态的外化,以物质性的实践、仪式、机构等形式呈现,这也就是阿尔都塞所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自在自为阶段,意识形态不再局限于观念上的信条和物质性的机构,而是展现出弥散、隐含、自发的特征,成为超意识形态的或非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这个层面的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与实在的界限被消融。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齐泽克扩展了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信条、物质生产、国家机器等维度的理解。

基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内涵和思想张力,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方法为指导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主要从四个维度对意识形态的内涵进行了阐释。首先,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的社会职能出发,将其概括为“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其次,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人类同人类世界的体验关系。意识形态并不是直接反映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反映人类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再次,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意识形态产生的基本方式。“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是这种物质性的体现,起到维持资本主义剥削生产关系的作用。最后,意识形态结构和功能的不变性导致意识形态就像无意识一样以相同的形式贯穿于历史始终,从而使意识形态成为一种非历史、超历史的存在。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集中体现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处理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关系时,虽然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思想转化为虚假的社会意识,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历史性,它产生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主体对于意识形态的反抗和超越必须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在物质性实践的现实生活中去实现。同时,这里的主体也必然是能动的、实践的主体。反之,阿尔都塞剖析了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对个体的召唤和质询,进而促使主体的身份认同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齐泽克指出,阿尔都塞的论证主要通过两个命题展开:“命题一:意识形态表征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命题二: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的存在。”在这两个命题中,阿尔都塞使用了“幻象/暗指”的公式和拉康的镜像理论,说明意识形态通过对个体的召唤和质询,把个体提升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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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认识到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这个缺陷,但是他没有回归到马克思的正确的解决路线上,而是认为解决这个缺陷的关键就在于发现国家机器这个外在机器的内在化是不完全的内在化,正是这种无法被内在化的创伤为主体服从意识形态提供了前提条件。齐泽克看到了欲望实在界和幻象建构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的社会对抗,认识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在于通过缝合、移情等机制达到对欲望实在界的控制,抹平幻象现实和实在之间的对抗。尽管齐泽克也使用了意识形态“幻象”这样的概念,但是在齐泽克这里,幻象并不是对现实的遮蔽或歪曲的反映,而是幻象建构现实、支撑现实,不再是社会意识,而是成为社会存在,从而解构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虽然齐泽克的主体是可以进行反抗的主体,但是齐泽克使用的精神分析法过于强调快感和欲望等心理因素,没有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因此,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中的主体无法成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的那种能动的实践的主体,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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