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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

2019年第14期《求是》杂志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后,三大主力红军演化;及西路军、援西军历史简述》

原标题: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在谈到政治方向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长征中的一个故事,发人深省。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达维地区会师后,对两大红军主力今后的战略去向问题,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与把持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张国焘,发生分歧。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张国焘鼓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后又反对北上,主张南下。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在芦花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7月21日至22日,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同时也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业绩。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向毛儿盖集中。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于6月26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所做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28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两河口会议后,29日,中央政治局当即又召开常委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并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为何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其背后有何深意?这个故事是如何发生的?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面同意中革军委北上作战计划,但会后,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即提出‘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在杂谷脑,召开干部会议,诋毁中央路线,挑拨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关系,策动他的支持者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党中央没有同意张国焘无理要求,但为了党和红军团结,于7月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21日又决定红四方面军总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参谋长为叶剑英。此后,张国焘才肯率红四方面军北上。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迅速向中央所在的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越过草地后,一再劝告、催促左路军北上。张国焘不听中央劝告,坚持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中共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开始讲起。

红军总部在8月3日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故事中的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大的战略问题。

左路军:卓克基和以南地区的红军第5军团、第9军,第31军、第32军、第33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以及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率领,经阿坝北进;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于10月5日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红四方面军在南下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4万多人。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这样,张国焘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当时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

右路军:毛尔盖地区第1军团、第3军团、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为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究竟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中共中央和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在当时这个历史时期以及后来时期,跟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包括右路军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

当时的川西北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应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8月4日至6日,党中央在毛尔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通过《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决议,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8月15日,左路军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
8月18日,右路军由毛尔盖出发,向班佑开进。这就是红军一过草地的历史情况。

为解决这个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北上。

8月底,左右两路红军先后到达阿坝;
班佑、巴西地区
;此时。空前的危机向党和红军逼来,张国焘不但拒绝两路红军会合迅速北上,顽固坚持南下主张,导致了党和红军的历史上严重的一次分裂。

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但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坚持“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此后,北上的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10月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

20余天后,9月10日凌晨,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红1军团、红3军团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明确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并数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南下的危害,劝其率左路军北上;9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同时把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了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5人军事团,领导红军工作。

张国焘坚持错误,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很不得人心。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作战中伤亡很大,难以立足。最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9月13日,红一方面军和中革军委继续北上,17日攻克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在此休整,红一军团改为一纵队,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红3军团改为第二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中央军委纵队改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蔡树藩任政委;27日战领直罗镇,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向陕北红军靠拢。随后,翻越六盘山,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于陕北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个故事中,“南下”和“北上”的不同,不仅仅是部队行进方向的不同,更是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正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指出:

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四方面军再次二过草地南下四川、西康边境。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1935年,9月中旬,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发布命令,令左路军第5、第9、第31军;以及右路军第4军、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南下部队不顾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草地。———
这就是红军二过草地。

习近平总书记借用这个生动事例,深刻阐明了把准政治方向的重要性: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潘县卓木碉宣布另立‘党中央’,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并通过成立‘第二党中央’的组织决议;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浦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至此,公然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

————
这是导致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又在百丈关地区,红四方面军严重失利后,退却到名山西北地区,以及天全、芦山、丹巴、宝兴等地。这些地区人烟稀少,数万大军补充日益困难,冬装更无法解决。在1936年2月,敌集中中央军6个师和川军部队,大举进攻。张国焘不得不承认红军如果长期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决定红军向西康方向转进,去甘孜、康定。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政策,即告失败。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得到完全证实。

俗话说:“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大到一个党、一个国家,都要经常抬头看路,不断校正方向,避免走错路、南辕北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在政治方向上出现偏离,就不可避免地会犯颠覆性错误,我们对此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2月11日之23日,红四方面军撤离上述地区,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时值严寒季节,红军战胜缺粮、缺氧、风雪、严寒等困难,翻越海拔近5千米、终年积雪的折多山脉党岭山,至4月上旬,到达甘孜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经过长时间连续行军作战,减员很大,已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减至4万余人。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政治方向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936年7月,红2、红6军团到达甘孜红四方面军会师,遂改编为‘红二方面军’
同时,在党中央的帮助下,张国焘终于同意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正式宣布取消了伪中央

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开始过草地北上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北进。

怎样才能把准政治方向?在《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篇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坚定理想信念、谋划实际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应牢固树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追求,尊崇党章,加强党性修养锻炼,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全身心投入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要经常向党中央、向习近平总书记对表对标,及时发现和校正偏差,使自己的思想行动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向用力、添彩不添乱;要坚持好学上进,用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炼就政治慧眼,不为任何错误观点所左右,不为任何干扰所迷惑。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坚守政治方向不偏航。

左纵队由贺龙率领,于7月3日从甘孜出发;
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7月2日从炉霍地区出发;右路纵队由董振堂率领,7月10日,从随靖、崇化地区出发,负责后卫通过茫茫数百里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来源:求是网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四、红二方面军行动。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破产,党中央的团结方针取得胜利。

编辑: 李润芳

西北局,发布了《岷战役计划》;夺取这些地区。
至此,红二、红四部队红军,胜利到达甘南地区,控制了8座县城。

1936年9月30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作3个纵队继续北进,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10月2日攻占会宁,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之清江驿、界石铺于原中央红军1军团会师。9日红四方面总部到达会宁。10日,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
9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宁大会师,结束了红四方面军转战1年零7个月的万里长征,此时,红四方面军仅剩下3万余人。

三大红军会师前后,红一方面军的‘西征战役’正在胜利发展,进一步扩大陕甘苏区。会师后,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东征
在东征胜利的1936年3月1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公告》,宣布东征的目的是准备对日作战。随后,为发展胜利,分兵南下北上作战。再随后,左右两路军向中间靠拢,红一方面军回师西渡黄河回返。

在1936年5月,以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第81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打击反共的‘两马’部。

[ 红四方面军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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